余生也晚,对苏州的城门城墙只有一点儿时的记忆。
阊门城边有一条叫南新路的巷子,二十世纪60年代巷里有一所南新路小学,我母亲曾是这所小学校的校长。每逢节假日值班,母亲便将我带去学校。学校操场的一边紧靠着一座“高墩墩”(孩子们都这么喊的),下半截是残缺不全但很坚硬的灰黑砖,上半截是夯实的土墩。大孩子们常常从东侧的专诸巷一处爬上“高墩墩”玩耍,顽皮的还朝学校操场扔土块。许多年后我才知道,这便是苏州城的老城墙。
至于有“圆门洞”的城门,只有冷水盘门以及并不属于阖闾大城布局的金门还有零碎的印象。
后来,读了阮仪三先生回忆幼时苏州的文章,才知道,苏州城完整的城门城墙格局一直保存到1958年被拆除。2012年,吴恩培教授主编的《苏州城墙》出版,比较完整地呈现了苏州城城墙2500年的历史沿革和沧桑变迁。
自公元前514年,伍子胥“相土尝水,象天法地”筑阖闾大城,位居华夏大地东南部的这座城市,从此在世间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,直到被称为“人间天堂”。甚至今天,许多街巷弄名还能在南宋绍定二年(1229)刻勒的《平江图》上找到。按明清城垣礼制,县城允许“城方三里”,即城墙周长约十二里;一般府城“城方五里”;但像苏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则允许“城方七里”,即面积可有七七四十九里平方。再往上就是“九”,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数字,当然只有皇城能用了。据《吴郡志》载,伍子胥筑的城池还分为大城、小城,具体情况是这样的:
筑大城,周回四十七里。陆门八,以象天之八风;水门八,以法地之八卦。筑小城,周十里。门之名,皆伍子胥所制:东面娄、匠二门;西面阊、胥二门;南面盘、蛇二门;北面齐、平二门。唐时,八门悉启。(卷三·城郭)
《吴郡志》的作者范成大(1126-1193)生活在宋朝,他只说“唐时,八门悉启”,可见考订相当小心,因而也就比较可信。另从城池本身的面积看,也基本符合历朝礼制,这就避免了因“抗礼”而大拆大建。这或许也是苏州城一直安静地看着历史潮起潮落,却始终站在原地的一个原因吧。
我的同事施晓平,是位活跃在文化条线上的记者,也是位十分关注苏州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心人。因为他做过中学教师,又常常喜欢博学式的“布道”,所以同事们都叫他“施老师”。
前一阵,施老师应苏州图书馆之邀,在“苏州大讲坛”为广大市民讲述苏州城门城墙的历史。忽有一天,他捧着这本书稿来,说要请我写序。但我对苏州城门城墙素无研究,方志也没有系统读过,更没有像施老师那样参与过修志。“无知者无畏”吧,我且把写这篇序当作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读完施老师的书稿,我第一个感受是他确实花功夫收集、爬梳了大量史料和民间传说,因此,能够将围绕苏州城门城墙展开的风物与人文讲得头头是道。譬如,苏州不仅有大城、小城(子城),还有外城;不仅有范成大所说的“八门”,还有其它著名的“门”如葑门,这在唐宋以来的一些地方史料里也有记载,如《吴地记》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《吴趋访古录》《吴门表隐》《百城烟水》等,而且名称也有不同,施老师一一做了考订和讨论。这对挖掘文化遗存是相当有意义的。第二个感受是,围绕城门城墙叙述的众多人文故事,确实让我这样的普通读者“长姿势”。在施老师娓娓道来的过程中,苏州“人文荟萃”的理由已经跃然纸上。这部分文字完全可以演绎成一个个“讲故事”的专题,如苏州名人故居、名人墓、街巷背后承载的文化品质等等。
“讲故事”无疑对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极有好处,甚至有学者公开宣称“故事永远比道理容易传播”。但我以为,讲历史故事毕竟不是编小说,即令是运用文学叙述的方式,也须首先基于历史的真实。在汗牛充栋的史料留存中爬梳,那是需要相当专业的学养和比对互证的判断力的。因为这个“大讲坛”主要面向广大市民,所以书稿必须通俗易懂、生动有趣,我读到了施晓平为此付出的极大努力。
以上是我阅读这本书稿的一点感受,权充为序,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广大读者。